Publius
生活，即是躲避苦难的艺术。
——托马斯·杰佛逊, 1786我们在苦难中也欢喜。
——使徒保罗, 公元一世纪
经历了两年多新冠疫情的洗礼，不知道对于以上两句关于苦难的描述，你会更认同其中的哪一个？
不过，新冠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爆发的大规模瘟疫。
公元165年，一场历时15年的瘟疫袭击了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安东尼大瘟疫（Antonine Plague）。一百年后不到的时间里，又一场瘟疫席卷了罗马帝国13年。这次瘟疫的名字取自详细记载他的当时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Plague of Cyprian）。史学家根据患者的症状，推测前后两场瘟疫可能分别是天花和麻疹，并由罗马军队从古近东的战场带回。
当时的人们并不懂‘传染’这个概念，更没有疫苗和药物。于是这两场瘟疫也就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罗马史学家狄奥（Cassius Dio）记载，安东尼瘟疫发生时当时罗马城内一天就有两千人因染病而死。其传染性之强，甚至当时中国东晋的著名道医葛洪也记载国中有极为类似的疫情流行；相比之下，居普良瘟疫可能传染人数较少，然而他的致死率似乎更强，罗马每天有近五千人死亡，有些城市死亡率达到2/3。这两场瘟疫杀死了罗马帝国近1/3的人口，尤其是很多士兵的死亡让帝国从此走向落寞。
在疾病初发时，被恐惧支配的罗马人也在想方设法地要活下去。当时的人也发现城市的发病率远高过其他地方。于是人们开始逃离城市。他们抛弃最亲爱的人。甚至在病人死之前就把他们扔到路上，且恶待那些未被埋葬的尸体，希望借此避免这种致命疾病的蔓延和传染。
与此同时，一群当时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却正行在一条不同的道路上。他们没有逃离，反而从各地赶往疫情最严重的那些城镇，去救助与关怀那些在疫情中挣扎的民众。当时的基督徒们都遵循这样一个章程，就是不以富贵贫贱区分事工对象，而把教会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同工分工照顾病患者。执事每天早晚两次进行监督，以保证章程得到忠实的实践。疫情下的事工团队于是形成了很好的慈善组织，深入到患者最集中的地方。其实他们能提供的并不多，但是有了最基本的水和食物就已经能让患者的存活率发生质的改变。
迦太基教会的执事旁提乌斯（Pontius）对于参与救助的会众有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记载：“他们中大多数都表现出无限的爱与忠诚，不爱惜自己，却为他人考虑。他们不顾危险、照顾病人，献身于对方的一切需要，在基督里服侍他们，并最终与所服事的人一同安详地离世。因为他们认为即使自己被感染，也更能体会邻舍对此病痛的感受，并充满喜乐地与邻舍同哀哭。”
基督徒们不同寻常的作为使得当时的罗马都在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基督徒如此平静和理性地地去面对灾祸和死亡？罗马帝国流行多神崇拜，那些神祇高高在上，信众要赢得垂青必须先做到很多事，比如建造宏伟的庙宇，又或是破财或者献祭。但基督徒告诉了一个他们之前闻所未闻的福音。基督徒所传的那位神，在人们做任何事之前已经先爱了他们；耶稣基督，神的独子，愿意走到人的中间，甚至愿意走上十字架，担当人所有的罪和痛苦，替人而死。而当时的基督徒们，也用自己的行动活出了所传的福音。
人类历史上的灾难往往会导致宗教的衰落。在罗马时期，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当灾难发生时，信众会自然而然地希望从他的信仰中得到超自然的，超越现实的安慰或神迹。罗马信奉的神祗之所以在公元四世纪后开始集体消亡，也是因为人们发现他们的神在灾难开始后毫无作为。
在第三世纪初，整个罗马帝国内的基督徒人数大概有二十万左右，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了第四世纪，罗马帝国基督徒的人数已经上升至三千万人，占据一半的人口，这样的增长还是出现在承认基督教合法化的米兰赦令（Edictum Mediolanense）之前。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两场瘟疫中基督徒们的见证，让众多罗马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也进而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
注：本文引述的资料，大多出自于基督教史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的《基督教的崛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