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
两名远航至英国的澳洲水手在轮船靠岸后，打算上岸寻找一间酒吧。路遇一位海军军官模样的人，于是向其打听地方：「请问，您知道最近的酒吧怎么走吗？」军官没好气地瞪了两人一眼，不屑地反问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名水手顿时一愣，自嘲道：「好了，我们遇到麻烦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而这家伙不知道他自己是谁。」
这个小故事似乎道出了现代人的两大基本矛盾：不知自己在历史长河中身处何处，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不甚明了。
所谓“人生三大终极问题”（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是谁”是与我们当下生活境况最密切相关的一问。它直击我们心灵深处、拷问我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感知与体悟。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身份认同”（identity）往往通过我们对自己或对他人提出的一个个关乎我们自己写实及虚构的“故事”呈现出来。
试想，你若是一名周杰伦的铁杆粉丝，你对他的喜爱已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赋予了你一种独特的“身份”。某日，当你面对地发现你身边的同伴们竟然不知道周杰伦是何许人也，告诉你他们从没听过周杰伦的歌，对你喜欢周杰伦音乐这件事表示不屑甚至反感，你是否会有种冲动想要当场给这群“无知”的人们”科普”一下周杰伦，并向他们表达你对这一偶像明星的爱慕之情？
再试想，你若是一名英超的资深球迷，你必定会有自己热切支持的足球队/球星。当有另一位球迷提出不支持你喜欢的球队/球星，你是否会感到不快，希望说服对方，你支持的球队/球星才是最棒的。又或许你在聊天时发现别人对足球一窍不通，你是否会感到有些许惊讶：“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人不喜欢足球？！
上述设想的场景或许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地去体会祭司以斯拉在面对复国的以色列民众时的心情（见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
公元前597年，以色列人的犹大王国遭到巴比伦人入侵而覆灭，进入“巴比伦大流亡”的时期。这一流亡异地他乡的日子延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直到巴比伦国王居鲁士二世继位（约公元前559年）后颁布法令允许以色列人重返家园并恢复他们敬拜神的圣殿。
回到耶路撒冷后，老一辈以色列人无比心痛地发现，昔日他们引以为傲的圣城，早已残垣断壁，草木凋零，敬拜耶和华神的圣殿也毁于一次。他们痛哭流涕！
在痛苦与悔恨的泪水中，神再次对以色列人施以慈爱和怜悯：当以色列人在流亡中逐渐遗忘了自己是谁，遗忘了民族的历史，遗忘了传统，遗忘了敬拜神的仪式，更借忘了了了神早在摩西时代就已赐下的法典律令时，神兴起尼希米，一位既非先知也非祭司，而是与众人一般的“平信徒”。这位极富领袖恩赐的平信徒，号召回归以色列故土的犹太群众再造圣城，重修圣殿。
在这期间，神也兴起了祭司以斯拉，向众人宣读他的典章章令，将犹太人父辈先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帮助他们一点点拾回其荣耀神之选民的记忆，走向流亡百年的回归族群重新发现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从而来重建复国犹太人民的身份认同。
在世界民族中，华人与犹太人一样有着相似的“流散”海外的传统。该传统近可追溯至明朝时期，随着远洋航行技术的进步（如明朝初年的郑和下西洋），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开始远航至南亚，东南亚地区，并逐渐定居，繁衍生息；近现代初期，大批有识之士怀抱一颗「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自强」的心，远渡西洋（欧洲，美国）或东洋（日本），学习技术或方案，期望挽救中华帝国早已日薄西山的气运。此后一个世纪间，伴随着中华大地上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沉浮，世界尤其是西方以基督教文明为根基的估计，见证了数波华人移民浪潮。
然而，华人社会原有的，按地域，家族，方言，社会-经济-政治划分的阶层结构，在这些浪潮冲击下非但没有溃散，反倒更稳固地扎根在世界各大华人移民接收国的社会中。旅居海外的部分华人常会发出「越出国，越爱国」的感叹，但却少有人扪心自问，这个「国」究竟是什么：共同领土？共同语言？共同种族？共同民俗，饮食，服饰，生活习惯？抑或是，共同的信念信条？民族记忆？政治共识？
一旦我们细心疼问自己所爱的“国”，我们或许会开始质疑，它究竟是真实，还是我们脑海中“想象的共同体”？每每想到此处，我们心中是否会升起阵阵虚无之感？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感到庆幸。因为我们知道，世上除神之外，没有永恒之物，一切都会最终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也知道，世上再没有什么情感比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他爱子耶稣基督的信靠来得更加真实；我们更知道，在一切都逐渐逝去时，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由神来的救赎的恩典，对永恒依然有活泼的盼望。
但在我们庆幸之余，是否想到那些仍旧沉溺在对虚无之物的热爱与崇拜的同胞们，他们怎么办？我们只是冷眼旁观，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还是应该尽一切可能将基督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与他们同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