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雷
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科学和信仰的话题，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从一个无神论者变为一个基督徒，又是怎么去看待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出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我的家人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宗教信徒。我的外婆外公常常会开玩笑说我们全家人都是共产主义的斗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然童年里接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信奉科学，破除迷信似乎是一句不需要怀疑也不需要去深思的教导。虽然那句“全家都是共产主义的斗士”的玩笑话时常被说出，但是我内心也深知，若要把这样的理论化作为信仰，我常常会在心里说：“这是夸大其词！”况且，那个时候我对于信仰的理解都来自于各种革命电影以及革命歌曲，故事的熏陶，似乎信仰就是不计回报的牺牲、奉献。但是信仰到底是什么，我其实并不理解。信仰在那个时候不是我童年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的童年，其实生活在一个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现代社会新思想影响下的环境之中。
童年的印象：科学与宗教的对立
而小时候提起宗教信仰，我总会觉得他是人类发展过程当中愚昧无知的产物，是人们精神生活匮乏的表现。就像卡尔·马克思说过的那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的认知里面宗教信仰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不予以考虑的事物，那就自然地我也不会去思考有关造物主的任何问题，提起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我也总是觉得二者之间是为仇作对的。
伽利略和哥白尼，这两位是我们的科学教育里面常常提到的人物。除了他们的科学贡献，提起他们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下被教会迫害的典型代表，是宗教阻碍科学发展的直观证据。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违背了教会所支持的地心说真理，教会反对哥白尼的学说因而导致他直到去世以后才能发表自己的著作《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因为支持日心说因而也被教会判处终身监禁。显然，在这一段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二人都被塑造成为了反对宗教破除迷信的战士，科学能够破土而出的年代就是敢于与宗教斗争的结果。
诚然事实是这样发生了，但是这些事件背后的价值判断真的如前面叙述的那样如此简单直接吗？还在读小学的我当然没有答案，也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通过这样的故事我感觉到探究自然的神奇和坚定科学必然代表真理的信条却在我的心里慢慢扎根了下来。
在我的童年里心目当中的英雄不是漫威里面的超级英雄，不是历史上的某位帝王将相，也不是什么政治明星。相反，我把凡尔纳小说当中的那些博物学家们看成是我童年里的英雄。我非常喜欢阅读他的作品，他的小说里的那些工程师和博物学家们对于我来说是那么有吸引力，他们并没有天生神力或者精于处世和周旋于人情世故，他们都是普通人，可是他们都用他们的科学知识一次次地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他们用一些我甚至在初中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当中学到的知识展示出了惊人的魅力，我发现原来那些复杂枯燥的方程背后竟然如此有力量和有趣，它们可以带你去海洋深处勘探，去未知世界冒险，去太阳系历险，去月球旅游，去非洲大陆飞行……而自然的神奇就如牛顿描述的那样，如大海的波澜壮阔一般展现在我的眼前，而我就好像是那个在海滩上面好奇的捡着贝壳的孩子。
爱因斯坦说过：“自然的神奇在于它是可以被理解的。” 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我想去了解自然，我想去了解那个真理，它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可以改变一切。
历史里的科学与信仰
于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选择学习物理专业，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也发现了一些与自己之前的认知互相矛盾的事实。我学物理有个习惯是常常也会去看看那些人物传记，因为我发现了解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和一些人物的经历也会更了解那些方程背后的意义。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不少科学家其实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基督教这个对于我来说遥远又似乎熟悉的词汇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前面提到的伽利略和哥白尼，他们其实都是基督徒，笃信上帝。电磁学的奠基人法拉第，自己就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一生写了150多篇的布道词。气体定律的提出者波义耳生命中除了科学研究以外另一个贡献就是翻译圣经，还花钱资助别人宣教。摩斯电码的发明者在1844年所发出的人类第一份电文中这样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艾萨克·牛顿在他那本可以说是物理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也表明在那种完美的行星运动当中体现了上帝创造的大能，他一生的各种研究，包括物理、数学、天文、炼金术、圣经考古、神学都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与完美，表明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神性的外在体现，它也可以被人类所认识和体验。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信仰动力的驱动，基督教当中那些如伽利略、牛顿这样的一类人开始去探究我们周遭的自然事物，正如伽利略自己所说的那样：“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大自然。”一方面我们从圣经当中认识上帝，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探究自然背后的规律来认识上帝并荣耀祂的名。
科学的诞生非但不是因为和信仰抵触的结果，反而信仰为科学的诞生提供了摇篮，更不必说我认识到很多西方大学的建立前身都是教会大学，剑桥、牛津、哈佛、耶鲁，甚至中国在解放前的很多大学例如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以及现在还健在的协和医学院都是教会资助所建立的。所以一个神职人员他在教会里面到底是研究神学还是在研究科学，其实并不矛盾。
当年来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们除了带来了他们的信仰，随之带来的也有他们进步的科学知识。汤若望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南怀仁曾为康熙设计过用蒸汽作为动力的汽车；利玛窦也曾经用中文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而这带来了国人研究西欧几何的开端。
现当代的科学家当中也有很多人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美国的Francis Collins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外也是教皇科学院的院士，他领导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且也写了一本书《上帝的语言》当中就有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见证以及自己对于上帝存在的论述。
我目前在做的激光冷原子物理研究领域的诺贝尔获奖者之一William Phillips也是一位基督徒，我在阅读他的诺贝尔奖获奖论文的开篇他也提到自己感谢上帝让他能有如此的机会探究祂创造的伟大。
如此种种的现象让我感到困惑，我似乎走进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这样的一群人在做着我看来崇高的事业的同时却拥有着一个我如此陌生又感到有些荒谬的信仰。这让我觉得不解，迷惑。
朱熹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于是我后来有去尝试查阅一些资料了解一下那个开篇就提到的如此困惑于我的著名宗教迫害案。我了解到哥白尼之所以提出日心说其实正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安排是完美的，地心说冗长复杂的数学计算不仅会使日历纪年出现错误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数据观察结果，他甚至为了寻找准确的复活节日期而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完全不是课本里认为的那样为了反对宗教迷信而宣扬自己的学说。
《圣经》在《诗篇》93:1, 96:10，以及《历代志》上16:30记录着“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在《诗篇》104:5以同样的方式写着“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更多地，在《传道书》1:5中记录着“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因为解经的不同，因而造成了对于日心说以及地心说的不同看法，伽利略坚持日心说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些类似的经文不能仅从字面意思解读，他认为经文作者以不同的地理角度来观察世界抑或是一种写作风格产生了这样的效果，经文本身和科学没有冲突，仅仅只是讨论一种不同的地球“运动”。
伽利略在自己的一部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把为亚里士多德地心说辩护的辛普利西奥（Simplicio）塑造成一个常常自相矛盾，丑态百出的角色。更不幸的是，伽利略将当时的教宗乌尔班八世的话放到了辛普利西奥的嘴里。虽然伽利略并非出于恶意，但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著作呈现以后带来的影响。
教宗没有轻视这种公开的侮辱，或是伽利略对哥白尼学说的宣扬。伽利略因此被传唤到罗马接受审讯。所以说到底，伽利略的审判以及他最终的定罪是在一系列的人情世故以及各方利益逐利当中导致的后果。而这些和本身科学与信仰的对立其实没有关系，本质的原因是出于人们对于话语权的争夺之中。所以到底是谁在迫害科学，说到底，还是权力。
在对这些问题溯源以及进一步思考科学在西方的起源以后，我了解到其实基督教的发展和科学的诞生有着很多关系，他们就好似一对夫妻，时不时会为了一些观点的不同争论，但却还会在某些时候站出来共同捍卫着一个信念。
到底什么是科学？
可是科学与信仰之间的那个桥梁在哪里？我觉得我自己内心当中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答案。所以到底什么是科学？我其实想这个问题花了很长的时间，现在来谈谈我的一些理解。
其实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精神不是他的崇高和真理性的体现，而是怀疑精神，或者换句话说，科学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
牛顿在表明了万有引力的存在后，给出了一个优美的数学公式用于描述这个力学效应，然而他却不能解释为何这个力存在。之后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修改了牛顿的模型，他回答了质量使得时空弯曲，因而行星都在弯曲时空当中运动而并不是牛顿所设想的那样有一个力在拉着地球围绕太阳转动。
大家看到，同样的现象，当我们尝试用科学去解释的时候，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不断地更新迭代。科学用数学模型来描述这个世界，虽然强大却有一个限制在于可以解释诸存在，却无法解释存在本身。即便是在物理里面我们终有一天发展了大一统的理论用于描述所有的自然规律，但是其实我们依然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可以被这样的物理规律统一着，那个从无到有的最初起点又是如何而来。这些是科学不能解释的。
科学家的工作很多时候往往很像是一位油画分析师，他们可以用理论分析一幅优美的画作运用了什么样的技巧，颜料从哪里来，构图的原理，甚至画作的年代以及画中的知识背景都会被解读出来。然而我们无法知道创作者为什么创作这幅画，他留下这个作品目的是什么，他当时在创作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些种种我们通过纯粹的知识理性分析并不可能得到答案。
自然科学的研究把人的目光集中在对于物质世界的探索上，如果说所谓真理的探究真的能在完全的物质世界找到答案，那我未免会感叹一句，真理能包括的范围也实在太狭窄了。诸如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道德和良知；善良和邪恶；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爱；这些在我的自然科学学习过程中并不能给予我答案。
于是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建立了以上这些对于科学的新理解以后我到底相信什么？我发现虽然有时候人们总是说生活要有信念感，但其实我们似乎很少真正的去思考到底这个信念感从何而来，又是否真的合理。或者我常常认为大部分人会有一种惰性，叫做“智力上的犯懒”，当我们对生活目的不知所措时就会病急乱投医，或者甚至把所谓的目的性付诸于一个大众都口口相传的价值观，颇有一些把水倒进阴沟里就不再去管它到底流向何处的随意性。
了解科学使我重新思考信仰
当我开始慢慢完整我的物理课程并且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对于自然事物的物理图像理解时，我能深切地感受到物理学家戴森说过的那句话：“我越是检视宇宙及其结构的细节，就发现越多的证据指出，在某个意义之下，宇宙必定早就知道我们的来临。”
就连霍金（他本人并不是有神论者，某种意义上，我认为霍金采取了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的不可知论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在他的《时间简史》里面也甚至说：“关于宇宙为什么就是如此开始的，除了把它视为一个上帝有意创造像我们这样存有者的行动，否则很难去解释。”
我后来了解到宇宙微调理论（fine-tuned universe）描述这样一个在物理规律里面的事实：如今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的理解，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模型来描述万物的规律。在这个模型当中的19个底层自由参数是没有道理就被“设定“成那样的。它们互相搭配孕育了我们这个允许存在生命条件的宇宙，然而神奇的事情是这样的搭配单个变量可被改变以及组合能够变化的空间都极其微小，例如引力常数若是大一点点恒星就会坍缩并且很快燃尽而不可能稳定存在，若是弱一点点，最初大爆炸的时候都不能聚合成较重的元素，那生命诞生的条件都不可能具备。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物理规律严格支配的宇宙之中，而这个规律又是如此的精确以及和谐。这难道仅仅只是概率上的巧合吗？后来我在读到前文提到的Collins的《上帝的语言》那本书中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也许可以让人体会和思考一下这个 “创造的奇迹”：
“有个人要被枪决，五十个枪手用步枪瞄准他准备行刑。处决令下达，枪声大作，但是不知怎的，无一子弹命中目标，死刑犯毫发无伤的离开了。在此，有两种可能的回答解释这件事情，首先，当天可能同时有数千个枪决同时进行，即使是神射手偶尔也会有失误的时候。那个人很走运，五十个枪手全部脱靶。另一个说法是，那是有计划的，那五十个枪手表面上的失误其实是故意的，那么哪个答案更合理呢？”
相对应地，我们也许可以把微调理论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概率事件，因而出现更多的平行宇宙（multi-universe），而我们只不过足够幸运生活在那个适合我们生存的宇宙之中而不该忽略大部分的宇宙都是一片荒凉。而另一种看法却是我们的宇宙被精心地“设计”并且真实存在着。
基于以上谈到的这些思考，我又意识到，如果承认物质世界是造物主创造的结果，那么祂必定存在于物质世界以及自然世界以外。科学的界限在于研究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并给出一个能被验证的假说模型，而这不可能是一个证实上帝是否存在的途径。如果我们仰望星空看着星河的灿烂并内省自身的道德法则，就会发现上帝的存在会从各种层面向我们显现出来。而这样的认识只能出自信仰而不是证明。
后来去到帝国理工读书以后我开始接触团契，我也用那段时间仔细思考信仰是什么，对于我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认识基督信仰最好的方式就是读圣经，我那个时候开始阅读圣经希望能从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圣经当中《希伯来书》11：1有这样一段话：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英文在这里的表达是：Now faith is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通俗一些说就是信是我们心中希望和那些未被看见的事物的把握与保证。这方面，圣安瑟尔谟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他比较著名的说法就是：“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信仰寻求理解)。信仰高于理性，或者说信仰先于理解走出了第一步，对于信仰，并不是因为我们理解了所以我们相信，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才能去理解。这其实是和大多数人希望以完全理解信仰的基础上而选择相信，抑或是利用科学手段在实证主义的支持下完全证实信仰的内容而选择相信的方法是不同的，信仰是超越经验事实的东西，而自然科学，正如我前面所叙述的那样，停留于在实证与物质世界中探索的局限性，无法完全的理解信仰这个超越经验事实的存在。
所以二者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方法论，一定要用认识物质世界的方式去理解信仰进而选择相信本来就是一件矛盾的做法。一封信件如果要被送到收信人手里一定需要寄信人把信件投递进入邮筒的，真正的信心是把邮件投入邮筒，只有把它投入邮筒，完全相信邮局，这封信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怀疑是抓住信件不放，不敢走出那一步。
当然，我也理解到信心也不是只停留于赞成并理解，赞成与理解是一个层面，行动并经历是另一个层面。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时，这里的真理指的不是知识上的真理，而是经历到的真理（experiential truth），头脑上的认知加上亲身的经历。
如果你问一个一直处于黑白房间的人工智能什么是红色，什么是黄色，什么是绿色。由于程序搭建的原因他会告诉你这些各种颜色的像素点多少，光的振动频率在对应的频率区间可以理解为对应的颜色。你可以看书看照片或者听别人说黄山有多美，你也同意黄山的美丽，但是如果不亲自去黄山并且登上黄山，你无法将黄山的美放进你的心灵，就好像人工智能无法理解五颜六色世界的美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一样。
基督信仰不单是一种理论，他也是一个需要你去经历上帝的过程。我也理解到祷告其实更多时候不是一个我要去借助什么超自然力达到何种目的，而是期望与上帝建立那个关系，期望祂进入我的生命并且活出祂的荣美的过程。而这些最重要的是只有先踏出那一步才能体会到那份美好进而理解。
信仰让我得自由
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我所体会到的这种信仰带来的经历和理解。
我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我的爸爸在我刚满月的时候就和我妈妈离婚了。所以在我的成长记忆里面我是没有父亲的概念的，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爸爸长什么样子。我记得有时候我会看见我的舅舅陪着我的表弟出门去玩，带着他做各种有意思的活动，去徒步野营、跑步，做各种体育运动。往往这个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的父亲，想到他不是因为我思念这个人，而是我在这些时刻想到他往往心中充满了怨气，我埋怨的不是他没有付我的抚养费，不是他直到如今都没有让我见一面，其实也不是他当初做出一个决定，决心抛下我妈妈抛下这个家离开我们。
我埋怨的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一个男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应该可以与父亲一起做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完成过。有时候我看见我妈妈一个人生活并且想到我后来离开我妈妈去到远方学习使得她身边没有人陪伴时，我心里会把所有的怨气和不公的声讨全部发泄在我的爸爸身上，这个我从来没有一面之缘的人身上。我会去诅咒他，我会想象当有那一日我与他见面时，我会像一个审判者那样质问他，我要让他在良心里面感受到我和我妈妈一样的痛苦。
可是当我信主以后，再次想到这件事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他要做什么选择说什么样的话。我会想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遍体鳞伤，头戴荆棘冠冕的样子。我会想到在《路加福音》记载着耶稣在最后的那一刻他还说了那句话：“原谅他们吧天父，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我会想到主祷文里面的那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意识到，如果耶稣有勇气为了洗清我们的罪而上十字架，那我也应该有那个勇气放下我的心结，放过我自己，也放过我的父亲。我愿意走那一步，不是因为我多么的高尚，多么的开怀，而是因为那一刻我知道心悦诚服的行出主所希望他的追随者行出的道路，这是一种将自我放下的勇气和交托自我的自由。在信仰当中，有一句话叫做Freedom in Christ (在基督里得自由)，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理解这句话，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寻求而且理解到那份属于我的来自上帝的自由。
信仰与科学
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讲过这样一句话：“科学纯洁了信仰，使它免于迷信。信仰反过来也纯洁了科学，使它免于拜物教。”
我曾经以为科学与信仰是两个永不可能调和的事物，我也曾经会把我心中的科学放在一个如神坛一样的地位让我变成了一个科学主义者。我曾经以为信仰会让人丢失自我，信仰也不让人有怀疑的余地。
可是后来我却明白，怀疑不是信仰的对立面，它是信仰的一个重要元素。上帝让我们有自我意识，自由选择，也给我们智慧和机会去探寻祂的奥秘。祂允许我们发问，允许我们选择不去相信祂，也会为了我们的选择而付出祂的代价。
在这个寻找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探索中我慢慢认识了自我，我意识到我曾经只是被灌输一种观点而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反思；如今我认识到其实科学与信仰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也是一个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我在我的生命中有努力去寻找到了这两样对于我来说如此重要的认识这个世界和自我的途径的平衡点和连接处。我有勇敢地审视过自己的生活，我也最后凭着信心选择了我思考后的那条道路。
